21份证言验证“电话授意”的罪与无罪

2021-05-07 08:41:20  来源:法制与新闻杂志  评论:0

“丹东中院给遭受诬陷的张总翻案了,一审判决12年有期徒刑的故意伤害罪名被拿掉了……”前不久,在得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结果后,丹东市A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员工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文图/本刊记者 何睿

原来,A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庆两年前突然被电话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讯问,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被举报成了10年前一起故意伤害案的指使者。一审法院认定张某庆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张某庆不服,提起上诉,这便有了本文开头的结果。

10年前的一起已盖棺定论的旧案, 何以又牵扯到一位民企老板?二审最终又为何改判?本刊记者为此采访了张某庆的辩护律师、辽宁江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姜彩熠。

民企老板遭举报

姜彩熠律师告诉本刊记者,张某庆这个案件,形象地诠释了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不能办了一个案子,垮掉一个企业、下岗一批职工”。原来,A公司是丹东市民营企业中排名靠前的纳税大户,张某庆被拘捕前正在建设的一个棚户区项目,涉及1000多户居民的安置回迁。张某庆被抓后,工地停工,该公司近千名职工下岗,1000多家动迁户无法按时回迁。其实,导致张某庆身陷囹圄的原因并不复杂,姜彩熠向本刊记者介绍了这桩旧案的来龙去脉……

2011年6月,张某庆雇佣尹某东负责A公司在丹东市振安区的部分拆迁工作。刘某生与刘某英兄妹二人的住房同在拆迁范围内。当时,刘某英已与A 公司达成了拆迁协议,但刘某生尚未同意协议内容。

2011年7月16日,尹某东带人到刘某英家附近确认拆迁范围时,刘某生的家人因尹某东未带工作证而禁止其进入院内,双方发生纠纷。次日中午,尹某东与几位朋友在餐馆吃饭期间,一个朋友提出,要到拆迁现场看地上物。尹某东想起昨日发生的不愉快,便说:“如果那个老头(指刘某生)再捣乱,就教训教训他。”

事有凑巧,冤家路窄。尹某东与朋友们吃完饭后,边走边唠,来到刘某英家查看现场,刘某英不在家,却碰到了刘某生。“仇人”相见,话不投机,没说两句双方就动起了手。尹某东的朋友王某国,顺手捡起地上的一根木棒,砸向刘某生头部。刘某生当即倒地,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一看出大事了,尹某东急忙拨打120 急救电话,将刘某生送到医院。因伤势过重,刘某生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尹某东等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之后,尹某东等8名被告人被丹东中院依法判处3年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斗转星移,8年过去了,与尹某东共同实施伤害的几人陆续刑满释放。2018年春节前后,同案犯张某找到汤某、谭某商量,想找张某庆要点钱花。

谭某提出不同意见说 :“我们伤害刘某生这件事与张某庆没啥关系,应该去找尹某东要钱。”“尹某东还在服刑,他承包了张某庆的工程,咱们找张某庆要钱也没啥问题”。张某说。

谋划好后,3人遂打电话给张某庆要钱。“我又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是在敲诈勒索,再打电话我就报警。”张某庆没好气地张口就数落了他们一番。

撞了南墙的3人当即一合计“举报他”。于是,一封联名信寄到了公安机关,称“当年是张某庆打电话授意尹某东伤害刘某生的”。接下来,便是张某庆被传唤、被刑拘……

2020年5月的一天,张某庆故意伤害一案被公诉至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振兴法院”)。最终,振兴法院认定的事实是“张某庆电话授意尹某东对刘某生实施暴力以保证顺利拆迁”。

“同一案件,振兴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与10年前丹东中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区别只在于‘电话授意’4个字。”姜彩熠律师边说边拿出当年丹东中院的判决书和振兴法院的新判决书给本刊记者看,“因为‘电话授意’这4个字,导致张某庆一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辽宁省丹东市看守所)

待解的“电话授意”

“电话授意”是否属实,是认定张某庆罪与非罪的焦点。姜彩熠称:“此案证据属于典型的‘一对一’证据,即对于案件事实,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或者被告人与证人之间各执一词,没有其他证据进行印证或者其他证据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形。”

该案指证张某庆“电话授意”的唯一直接证人,就是尹某东 ;唯一的直接证据,就是尹某东出具的证言笔录。在没有短信、电话录音的情况下,能否认定张某庆“授意指使”的事实成立,只能看尹某东的证言与张某庆的口供是否吻合。被告人张某庆固然否认,问题在于证人尹某东的证言也前后不一。

2011年案发时,尹某东曾做过8份笔录,均称是自己提出如果刘某生捣乱就教训他,与张某庆无关。2018年至2019年公安机关重查此案期间,尹某东共做过6份证言笔录,其中的5份证言指证张某庆“授意”,1份证言称自己“良心发现”(该份笔录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9日,以下简称“1•09笔录”),不能诬陷张某庆。这前后矛盾的证言难免令人心生疑窦。

张某庆案一审期间,姜彩熠递交了证人出庭和到公安、检察机关调取相关证据的多份申请,要求直接证人尹某东出庭,以查明“电话授意”的真相,但均未获批。此时的尹某东已在辽阳第一监狱服刑。为了解决尹某东证言前后矛盾的问题,姜彩熠决定去监狱取证。

2019年至2020年年初,姜彩熠组织了4人律师团,先后5次赴监狱取证, 制作了5份对尹某东的调查笔录,并制作了记录取证的同步录音、录像光盘, 赶在一审开庭前送到了法院。

针对尹某东反映的非法取证问题, 姜彩熠申请调取了记录着侦查机关讯问尹某东过程的27张同步录音、录像光盘。经仔细查阅,姜彩熠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认为尹某东在2018年至2019年所做的5份“有罪”证言笔录,属于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应予排除。

一审开庭当天,公诉机关当庭承认尹某东前两份笔录是非法证据已自行排除,但对于另外的3份笔录则陈述是“更换办案人后”重新做的笔录,不属于非法证据。

姜彩熠则称,更换办案人员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他当庭宣读了后3份笔录的制作人员名单,其中有两份与已排除的两份笔录制作人员同名同姓。“另外, 后3份笔录内容与前两份完全相同,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复性’供述,依法应一并排除。”

然而,合议庭未采纳姜彩熠“一并排除”的意见,但在判决中仅采用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的笔录(以下简称“4•18笔录”),排除了另外两份“有罪”笔录。换言之,一审法院最终仅依据“4•18 笔录”认定了张某庆曾“电话授意”。

证言矛盾终被解

姜彩熠律师认为,仅凭“4•18笔录”这1份证言便给张某庆定罪,不符合“疑罪从无”“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原则。为此,姜彩熠一口气提交了包括证人出庭在内的7份调取相关证据的申请书,引起了二审法院——丹东中院的高度重视。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疫情期间, 且唯一的直接证人——尹某东正羁押在外地,姜彩熠申请法院、检察院和辩护律师三方共同到监狱取证,以彻底弄清尹某东证言的真实性。丹东中院采纳了姜彩熠的申请意见。

2020年9月初的一天,控、辩、审三方驱车几百公里,赶到辽阳第一监狱。可惜最终未能获批进监区取证。之后, 尹某东被押解到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看守所羁押。

2020年9月28日,公安机关到看守所为尹某东做了讯问笔录(以下简称“9•28笔录”);次日,丹东检察院到看守所再次为尹某东做了讯问笔录(以下简称“9•29笔录”)。制作笔录时,法官和辩护律师均在场。

(姜彩熠律师)

上述两份新的讯问笔录,与案发当年公安机关对尹某东所做的8份笔录, 以及2019年1月9日公安机关所作的“1•09笔录”,内容上都是一致的,能够相互印证。这些“无罪”证言笔录,与姜 彩熠律师一审期间到监狱调取的5份证 言笔录,内容上也是一致的,且相互印证。至此,“无罪”证言笔录与“有罪”证 言笔录的比例上升为“16:1”。

二审庭前会议上,审判长提出,庭前控、辩、审三方已经共同对尹某东制作讯问笔录,不需要尹某东再出庭作证。

姜彩熠提出,唯一的“有罪”证言——“4•18笔录”,与公安、检察院和 辩护律师调取的16份证言相矛盾,且与 已经排除的4份“有罪”证言系“重复性 供述”。有同步录音、录像能证明“4•18 笔录”中的关键内容,即体现张某庆“电 话授意”的内容,不是出自尹某东之口 ; 尹某东在整个讯问过程中,从未提到 “张某庆”3个字……

16份“无罪”证言

二审法庭上,公诉机关仅向法庭举证了“4•18笔录”这一份“有罪”证言。姜彩熠当庭提出异议,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双重职能,不仅指控犯罪,更重要的是法律监督 ;不能仅出示有罪证据,更要出示无罪证据。审判长提出,案卷中证据公诉人不出示、不举证的,辩护律师有权出示、举证。

于是,姜彩熠当庭举证了案发当年公安机关所做的8份“无罪”证言笔录, 以及“1•09笔录”和“9•28笔录”这两份 “无罪”证言笔录;举证了辩护律师到监狱调取的5份“无罪”证言笔录 ;并重点举证了“9•29笔录”。这样,姜彩熠律师 共向法庭举证了16份“无罪”证言笔录。

在本案“无罪”证言与“有罪”证言形成“16:1”的情况下,丹东中院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实、充分地证实张某庆曾指使尹某东等人故意伤害刘某生,撤销了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故意伤害罪。

“‘一对一’言辞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面对证言的前后矛盾,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无视分歧或者一概排除。”在采访过程中,姜彩熠律师对丹东中院重视证据、依法撤销张某庆的故意伤害罪给予了赞扬,但对丹东中院维持张某庆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和骗取贷款罪表示遗憾。

采访过程中,姜彩熠对冤错案件责任归属的看法,令本刊记者惊讶。姜彩熠表示,公安机关对张某庆一案的处理是公正的,对“有罪”和“无罪”证据都收集装卷,没有选择性收集证据,没有隐瞒和藏匿“无罪”证据。例如,对于故意伤害罪的内容,公安机关提供的“无罪” 证据远远多于“有罪”证据。二审开庭前,公安机关还向法院提交了证明无罪的“9•28笔录”……公安机关将侦查取得的所有证据材料都提供给检察院、法院,是否构罪,能不能诉,能不能判,责任应该在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本文刊登于2021年4月下半月“调查”栏目]

  稿件编审:王桂元   编辑: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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